数字经济将迎"大年"，传统企业如何转型突破

数字经济成为近些年经济发展的热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事实上，这已经是“数字经济”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从2017年的“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9年的“壮大数字经济”、2020年的“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到2021年的“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再到2022年的“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

再往前，“十四五”规划中也特别提出了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无疑，这些将是数字经济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数字科技赋能水力发电焕发新机，这是2月11日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中庙镇境内拍摄的大唐麒麟寺水电站库区景色。

3月9日，在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的浙江暨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图为自动化绕线生产线在生产线圈。

那么，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主要趋势是什么？我国又该怎样发展数字经济？

就此，新京智库采访了多位知名专家学者。

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将迎来“大年”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CINE首席研究员朱克力向新京智库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专门落成一段，这预示着今年将是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大年”。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进一步加深。

在朱克力看来，在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各地纷纷抢占数字时代发展机遇，将数字赋能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毫无疑问，过去十多年来，我国的数字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对此，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余江表示，现在整个数字化技术、数字技术体系跟十几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中，数字经济要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数字企业无疑是帮助企业实现转型的主要力量。

余江指出，过去十几年，实体经济中，除了龙头企业在积极地做数字化生态探索，互联网科技企业也在把扩大数字化生态作为数实融合的抓手，这个形势是以前没有出现的。

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上，互联网企业以及数字化经济企业、数字技术企业，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企业还得找准自己的定位，实体经济企业是主体，数字经济企业如何能够更好与实体经济企业合作，这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在邬贺铨看来，数字企业与实体企业需要找到“共同语言”，不能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数字企业和实体企业间如何能找到“共同语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上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正在加快，甚至正在形成新的突破。数字技术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实体经济企业积极性也在提高，关键是双方要加强沟通、加强协作，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然后带动双方更深度的协作和发展。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年”，还体现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则认为，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要打破传统工业化时代基础设施建设的理念。政府要针对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地方去发力，主要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投入，同时数字基础设施也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刘尚希认为，没有资本的跟进，无法实现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

同时刘尚希也告诉新京智库，数字化时代，需要对垄断有重新的认识。在数字化时代，只有对数据的独占才会形成真正的垄断。如果各大数字平台的数据能做到相互开放，就能有效激励竞争、避免垄断。因此，政府应该在数据开放共享方面做出表率，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数据共享。

数实融合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邬贺铨表示，我国数实融合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在工业互联网应用上。比如，我国重点领域的企业数控化率达到55.4%，数据工具应用达到74%。而借助5G+工业互联网，使得码头吊装、矿山开采等作业的效率和安全性都有明显的提升。

张占斌认为，政府要为整个数实融合创造优质的环境。包括支持一些具备强大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兴实体企业发展成标杆企业，推广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发挥这些实体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中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各个省份也可以遴选一批创新型企业，培育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独角兽企业，然后给予适当的支持。

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张占斌也强调，我们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科技创新，通过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弥补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提高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竞争力，以期将来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

余江表示，现在数字技术很多，推进数实融合，首先要解决数字技术的有效供给问题，也即哪些技术是真正能给企业、产业使用的。其次，新基建在加速建设的同时，也要结合实体经济进行建设，真正使其实现智能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最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置于国家双碳目标的大历史进程里来思考。这是当前互联网龙头企业在做数字生态时要注意的问题。

在余江看来，数实融合是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很多不确定挑战的必由之路。应该鼓励企业创新主体与国家长远战略需求同频共振，让企业能够真正愿意沉下心来长期做数实融合，让各个企业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价值收获。

随着数实融合的推进，接下来的重点是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这样对产业链效率的提升将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过去的数字化主要集中在单一环节或单一流程上的改造，这也是为何企业投资回报率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原因。

在李勇坚看来，增强企业数字化也好，数实融合也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大家共同的耦合、共同进步、共同提升效率，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把数字化生产力的潜力发挥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则对新京智库表示，在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应该培育一批兼具数字技术能力和实体经济属性、对推动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促进作用的新型实体企业。让这些新型实体企业在深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贺强建议，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加大对新型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它们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探索出一条“大带小、新型带传统”的有效路径。

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要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张占斌表示，国家在“十四五”时期的数字经济规划中，特别强调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立足自身的优势，开放数字化资源的能力，帮助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我们要继续鼓励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发展行业优势，改造传统企业、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帮助它们实现这个领域更大的发展。”在张占斌看来，这些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龙头科技企业或者说互联网平台，需要这些大的科技企业带动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成长起来。

同时，张占斌也指出，与国外的互联网巨头比，我国有些产融结合企业离世界级的标准还有差距，因此打造一批世界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发展起来，着力打造数字的产业集群，才有可能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也才有可能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制造业企业、单项冠军企业。

对于中小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看来，中小企业要实现数字化，一是通过平台赋能，二是进入一些数字化园区。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做一些基础工作，企业进来之后很快可以接入系统。但是，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很多中小企业的个性化需求问题。

除了中小企业个性化问题，余江认为，在很多重要工业领域的操作系统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这些重要的工业操作系统都被一些国外的公司垄断，包括一些重要领域上的操作系统，以及一些关键的工业软件。

除此之外，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贺强告诉新京智库，数字化采购对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起到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建议制定相应补贴政策，联动数字化采购平台，采取“政府+平台”补贴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发放电子采购券，在缓解中小企业压力的同时，推动中小企业在采购领域率先推进数字化转型。培育和发展一批服务中小企业的数字化采购平台，并提供数字化经营的分析工具，鼓励中小企业利用采购数据进行生产经营决策，降本增效。

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李建华接受新京智库采访时表示，近期一些国家间发生的冲突事件让大家充分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独立安全运行的重要性。因此，我国也要加强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体系和安全防护能力建设。

在李建华看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体系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实体和数据资产的保护体系，保障我国数字经济的安全。其次，要打造符合实战需求的数据安全体系，完善包括极端情况在内的不同安全态势下的响应措施。最后，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两大维度出发，围绕数据安全的对抗、取证和溯源等关键领域，开发安全可靠的技术和产品。

对于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力建设，在工信部网络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新社看来，首先要提高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认识，狭义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含义，主要包括5G建设、信息中心、数据库等。广义的认识则包括政府管理手段的建设、法律体系的建设，还包括整个社会对数字经济新的认知和适应新的习惯。

李新社指出，当前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讨论更多停留在狭义方面，主要还是指软件、硬件和基于软件和硬件的平台的建设等。

同时，李新社还强调，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把数字安全、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治理和网络安全的理念从建设之初就贯彻下去。在工业经济时代，这些安全更多体现在安全生产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安全不仅仅是在安全生产方面，更多还体现在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

然而，数字经济的安全防护体系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认为，政府除了提供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要提供无形的基础性、制度性安排。许可指出，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上，有很多国家模仿中国数字经济的监管规则，特别是在一些涉及数字经济安全的监管规则方面，参照中国来制定本国的规则，这些规则有可能反过来会损害中国在国外的投资和运营。

在许可看来，中国不仅仅需要为国内的法律法规创造出符合预期的产品，也要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全球公共品的样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域外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许可也强调，基础设施有硬有软，硬的基础设施很重要，柔性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基础设施也很重要，这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的发展将不断对数字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动态持续的建设过程，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李新社说。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手段，也必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加快步伐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对新京智库表示，虽然我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比一些国家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抵御这类网络攻击的能力比后者强。

倪光南介绍，拿俄罗斯来说，就网络整体基础设施而言，覆盖俄罗斯本土的RuNet（Internet in Russia，俄罗斯互联网）是独立于目前的互联网体系的。也就是说，即使对俄罗斯实施互联网断网，那么短时期也只影响RuNet和外界的联系，对RuNet在俄罗斯本土的运作没有多大影响。

因此，倪光南强调，我国在网络建设中应该更注重从底层技术架构上考虑未来潜在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包括如何应对被“武器化”的域名系统，以及应对IP地址的授权运营和服务等制约。

张占斌表示，俄乌冲突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要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并且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尤其是新的形势下，更要通过创新驱动，继续塑造我们的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竞争力水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关起门来，坐井观天，而是要继续开放，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学习。

对于如何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刘尚希则认为，一个好的体制机制可以激发人员的创造性，并且能更好地把研发成果市场化，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一定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尤其是科研体制。目前来看，产学研的融合还不够顺畅。所以，我们要加快步伐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有与之配套的大改革，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尤其是在科技体制方面改革的紧迫感。

此外，确保数据安全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环节。李新社认为，网络安全和数字安全关乎国家安全。一方面要对数字资产进行确权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明确开放不同层级和类型的数据需要满足的条件，明确对于相关数据使用者和使用范围的要求。

在李勇坚看来，工业领域的数据安全问题，主要是商业秘密的问题和怎么保护的问题。李勇坚认为，解决信任机制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这个方面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在消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教训，不要等到发展成熟后才发现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都还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在政策方面，贺强建议完善数字经济监管标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贺强认为应研究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类分级监管标准，明确区分以流量为核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以深度参与生产和流通、为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运营、数字科技服务的实体型平台，实施分类监管，区别指导，精准监督，为新型实体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